如何应对外部压力并作出反应——苏共垮台经验教训思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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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场并非现实的所谓生死决斗过后，人们学得聪明起来。如今，人们谈论的是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合作机制，是双赢，是战略伙伴关系等等。这是政治智慧的提升，是世界走向进步和理性化的标志。
因此，外部压力的存在，是否一定要转化为一场为变革社会制度而进行的热战，或者，它一定要形成一场耗费巨大资财和能量，表现为长时间的僵持和对峙的意识形态冷战，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的。实质上，是苏联对外战略所反映出来的政治上的“左”，使它过高估计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现实必然性，从而热衷于同西方展开争夺，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不是简单地对外作出反应，而是主动出击，希望战而胜之（过去我们只是看到了它表现为争夺霸权的一面）。结果，它反而因为巨大的消耗而衰落下去。
苏美争夺的这种意识形态深层原因，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应该说，中国并非冷战的有意加入者。中国有自身的战略利益。但是，现实中两大阵营的国际格局，不能不在相当时间内限制我们回旋的空间。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于战争与革命问题的争论，以及一系列涉及国际共运理论的重大分歧，使得我们意识形态立场一度变得更为激进了。“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等等口号，曾鲜明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上。尽管这些口号的宣传意义大于政策操作意义，但毕竟在意识层面上表明了我们的总体判断和目标追求。显然，无论在理论和现实中，“埋葬帝修反”的口号都是不能成立的。而坚持这样的口号，势必会给我国对外关系带来紧张和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也延及到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造成一系列相关矛盾。邓小平就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诞生的改革思路，包含着一个重大方面，就是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无论“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观点，都被扬弃，而“和平与发展”成为我们认识时代和世界的主题。邓小平认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可以说，这是我们关于同外部世界关系的最深入和最现实性的认识。以和平共处而不是意识形态原则指导我们同世界的交往，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看待压力以及对压力作出的反应问题。世界是现实的。我们也正以现实的态度来正确对待世界。
三、究竟什么是对外部压力的合理反应？它是否必然导致争夺
对外部压力作出反应，带有合理的性质，但它必须有一个限度。过分反应和反应不足，都将导致不良结果。而如果利用对外反应，进而将它作为争夺的依据，那将犯绝大的错误。在讨论苏联是否被强加上军备竞赛的“枷锁”，从而陷入衰落时，这个观察角度十分重要。
冷战之初，苏联由于经济、军事实力的原因，暂时处于守势。尽管它在1949年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整个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外战略的基调是缓和。苏共二十大提出了缓和以及和平共处的政策主张，并被宣传为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政策的总路线。
然而，仅仅以缓和谋求相应的大国地位，是艰难与痛苦的。事实上，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与西方关系并非风平浪静。波兰、匈牙利事件，两次柏林危机，都是双方剑拔弩张的较量。然而，最危险和处于临界状态的，则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这次险些酿成核大战的危机，最终以苏联的妥协（实际并不是完全的妥协。苏联藉此换得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部署）而告结束。古巴导弹危机对苏共领导人的刺激非常强烈。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弱势，从而加速了扩充军备的进程。据说，在古巴导弹危机刚刚结束不久，苏联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在康涅狄格州同美国总统顾问谈判撤走在古巴的导弹事宜时，曾对美国人甩出一句令他们大吃一惊的话：“我们不会再让你们对我们这样干了。”后来，美国人终于获知，这是赫鲁晓夫的一句原话。
如果说，赫鲁晓夫已经对核时代战争保留“反击”意识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更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缓和”的政治主张。勃执政前期，苏联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有了很快增长。到七十年代中期，苏联20种主要工业品，尤其是能源方面，如，电力、原油、天然气、钢等项产品，均大幅度超过美国，在世界居领先地位。苏联的国民收入按数量已大大超过除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而且超过英、法、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国民收入的总和（按，这是依据苏联的统计材料。苏联实行公开化后，世界银行专家的评估与此大有出入）。经济实力的提升，给勃列日涅夫改变战略态势提供了资本。
1973年，在布拉格召开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秘密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对“缓和”战略作了一段“精彩”阐述。他说：“缓和”为的是“使苏联赢得时间来加强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便在1985年以前使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任何需要实现我们意愿的地方实现我们的意愿。”显然，这里宣示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压力与反应问题了。勃列日涅夫相信，苏联这时已经具备了同西方争夺战略优势和全球霸权的本钱。
从军事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看，苏联正是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它“超级大国”地位的。在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数量上，苏联都有了可以同美国和欧洲“叫板”的资格。这时，它对外部压力的反应是超乎寻常的。它几乎在世界所有的地方开始了同美国的争夺。而美国由于越战的原因，则明显处在守势。这更刺激了苏联的欲望。其实人们已经观察到了，苏联不断扩大的武库，早已超出了获得同西方均势的需要。那么它要干什么呢？在欧洲部署SS－20导弹，在安哥拉和非洲之角的卷入，最后是出兵阿富汗，这一切使苏联在世界公众面前，变成了极度危险的“敌人形象”（更危险的是，苏联这样做时，还打着支援第三世界国家革命的旗号）。而每一次这样行动的发生，都导致了国际局势的紧张化和苏联同世界关系的恶化，以及它同西方军备竞赛的升级。苏联正在成为侵略者和扩张者。
可以说，这是原苏联领导人犯下的一个绝大错误。正是在苏联势力最膨胀的时候，它也开始滑向下坡路。激烈的军备竞赛实际上是由苏联的急剧扩张而加速的。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对苏联的扩张行为产生警惕。这迫使人们为防止可能的侵略而作出准备。而据说，美国人在一轮接一轮的军备竞赛中，“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2/3到3/4的情况下，……通过无望的军事角逐中的经济消耗，有可能使苏联遭到彻底失败”。一位原苏联国际问题专家指出：“正是在里根时期，……制定了‘竞赛战略’构想，……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成为过时的，强迫我们在非常不利的、代价高昂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竞争。”
希望同美国进行争夺的苏联，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黑洞”。这个“黑洞”具有强大的“磁力”，迫使苏联一步一步向不利的方向走下去。但应指出的是，走向“黑洞”的责任，只能由苏联自己来负；“强迫我们……接受”的结论显然不能让人信服。事实上，退出这种“竞赛”和不被别人牵着走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前提必须是消除争夺霸权的欲望。
有人为苏联争霸的动机作了这样的解释：“可能是由于我们头脑深处存在的‘落后综合症’使我们在核武器方面竭力追赶美国的。我甚至有这样的印象，我们引起西方喧嚣的武器系统一出现，我们就开始自鸣得意：对自己说，请看，我们多么强大，多么聪明，我们甚至能超过美国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看不出有任何政治需要，我们像狂饮者那样贪婪地武装自己。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我们感到会发生战争，或者担心入侵。”可以说，在原苏联的知识界，这个剖析算得上是深刻的。的确，在争夺霸权的背后，既存在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又表现为深层意识上的某种“痼疾”。“落后综合症”可能更驱使人们非理智地行事，既要使自己也要使别人相信自己是最强大的。原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的那种强权、霸道和霸气，曾深深伤害别人，也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结果是，你要参加军备竞赛游戏，你就得按照它的规则“玩”下去。你要欺负别人，你就要树立众多的“敌人”。事物总要走向反面。当我们越过了正常的反应限度，而去追求不应得到的东西时，负面效应也就显露了。
那么，所谓“落后综合症”是否一定要造成对外部的非正常反应，甚至引导人们走向实现霸权的道路上去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国对外战略的形成，显然不仅仅取决于心态。复杂的利益关联以及政治经济互动，才是对外战略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研究国家的对外战略时，的确不能忽视国家心态以及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国家的落后心态容易导致国家行为的扭曲。一般说，急躁、好胜、逞强、炫示和过激等等，是落后国家变得强大起来后易于流露的反应。这些心态因素往往使国家行为变得不谨慎和盲目，从而影响到战略制定，引起对外部事务的过激反应。上述关于原苏联对外战略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应该认识到，正常的国际秩序，是应由整体性的正常国家心态来维持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应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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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场并非现实的所谓生死决斗过后，人们学得聪明起来。如今，人们谈论的是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合作机制，是双赢，是战略伙伴关系等等。这是政治智慧的提升，是世界走向进步和理性化的标志。
因此，外部压力的存在，是否一定要转化为一场为变革社会制度而进行的热战，或者，它一定要形成一场耗费巨大资财和能量，表现为长时间的僵持和对峙的意识形态冷战，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的。实质上，是苏联对外战略所反映出来的政治上的“左”，使它过高估计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现实必然性，从而热衷于同西方展开争夺，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不是简单地对外作出反应，而是主动出击，希望战而胜之（过去我们只是看到了它表现为争夺霸权的一面）。结果，它反而因为巨大的消耗而衰落下去。
苏美争夺的这种意识形态深层原因，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应该说，中国并非冷战的有意加入者。中国有自身的战略利益。但是，现实中两大阵营的国际格局，不能不在相当时间内限制我们回旋的空间。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于战争与革命问题的争论，以及一系列涉及国际共运理论的重大分歧，使得我们意识形态立场一度变得更为激进了。“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等等口号，曾鲜明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上。尽管这些口号的宣传意义大于政策操作意义，但毕竟在意识层面上表明了我们的总体判断和目标追求。显然，无论在理论和现实中，“埋葬帝修反”的口号都是不能成立的。而坚持这样的口号，势必会给我国对外关系带来紧张和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也延及到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造成一系列相关矛盾。邓小平就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诞生的改革思路，包含着一个重大方面，就是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无论“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观点，都被扬弃，而“和平与发展”成为我们认识时代和世界的主题。邓小平认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可以说，这是我们关于同外部世界关系的最深入和最现实性的认识。以和平共处而不是意识形态原则指导我们同世界的交往，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看待压力以及对压力作出的反应问题。世界是现实的。我们也正以现实的态度来正确对待世界。
三、究竟什么是对外部压力的合理反应？它是否必然导致争夺
对外部压力作出反应，带有合理的性质，但它必须有一个限度。过分反应和反应不足，都将导致不良结果。而如果利用对外反应，进而将它作为争夺的依据，那将犯绝大的错误。在讨论苏联是否被强加上军备竞赛的“枷锁”，从而陷入衰落时，这个观察角度十分重要。
冷战之初，苏联由于经济、军事实力的原因，暂时处于守势。尽管它在1949年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整个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外战略的基调是缓和。苏共二十大提出了缓和以及和平共处的政策主张，并被宣传为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政策的总路线。
然而，仅仅以缓和谋求相应的大国地位，是艰难与痛苦的。事实上，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与西方关系并非风平浪静。波兰、匈牙利事件，两次柏林危机，都是双方剑拔弩张的较量。然而，最危险和处于临界状态的，则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这次险些酿成核大战的危机，最终以苏联的妥协（实际并不是完全的妥协。苏联藉此换得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部署）而告结束。古巴导弹危机对苏共领导人的刺激非常强烈。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弱势，从而加速了扩充军备的进程。据说，在古巴导弹危机刚刚结束不久，苏联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在康涅狄格州同美国总统顾问谈判撤走在古巴的导弹事宜时，曾对美国人甩出一句令他们大吃一惊的话：“我们不会再让你们对我们这样干了。”后来，美国人终于获知，这是赫鲁晓夫的一句原话。
如果说，赫鲁晓夫已经对核时代战争保留“反击”意识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更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缓和”的政治主张。勃执政前期，苏联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有了很快增长。到七十年代中期，苏联20种主要工业品，尤其是能源方面，如，电力、原油、天然气、钢等项产品，均大幅度超过美国，在世界居领先地位。苏联的国民收入按数量已大大超过除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而且超过英、法、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国民收入的总和（按，这是依据苏联的统计材料。苏联实行公开化后，世界银行专家的评估与此大有出入）。经济实力的提升，给勃列日涅夫改变战略态势提供了资本。
1973年，在布拉格召开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秘密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对“缓和”战略作了一段“精彩”阐述。他说：“缓和”为的是“使苏联赢得时间来加强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便在1985年以前使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任何需要实现我们意愿的地方实现我们的意愿。”显然，这里宣示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压力与反应问题了。勃列日涅夫相信，苏联这时已经具备了同西方争夺战略优势和全球霸权的本钱。
从军事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看，苏联正是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它“超级大国”地位的。在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数量上，苏联都有了可以同美国和欧洲“叫板”的资格。这时，它对外部压力的反应是超乎寻常的。它几乎在世界所有的地方开始了同美国的争夺。而美国由于越战的原因，则明显处在守势。这更刺激了苏联的欲望。其实人们已经观察到了，苏联不断扩大的武库，早已超出了获得同西方均势的需要。那么它要干什么呢？在欧洲部署SS－20导弹，在安哥拉和非洲之角的卷入，最后是出兵阿富汗，这一切使苏联在世界公众面前，变成了极度危险的“敌人形象”（更危险的是，苏联这样做时，还打着支援第三世界国家革命的旗号）。而每一次这样行动的发生，都导致了国际局势的紧张化和苏联同世界关系的恶化，以及它同西方军备竞赛的升级。苏联正在成为侵略者和扩张者。
可以说，这是原苏联领导人犯下的一个绝大错误。正是在苏联势力最膨胀的时候，它也开始滑向下坡路。激烈的军备竞赛实际上是由苏联的急剧扩张而加速的。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对苏联的扩张行为产生警惕。这迫使人们为防止可能的侵略而作出准备。而据说，美国人在一轮接一轮的军备竞赛中，“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2/3到3/4的情况下，……通过无望的军事角逐中的经济消耗，有可能使苏联遭到彻底失败”。一位原苏联国际问题专家指出：“正是在里根时期，……制定了‘竞赛战略’构想，……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成为过时的，强迫我们在非常不利的、代价高昂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竞争。”
希望同美国进行争夺的苏联，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黑洞”。这个“黑洞”具有强大的“磁力”，迫使苏联一步一步向不利的方向走下去。但应指出的是，走向“黑洞”的责任，只能由苏联自己来负；“强迫我们……接受”的结论显然不能让人信服。事实上，退出这种“竞赛”和不被别人牵着走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前提必须是消除争夺霸权的欲望。
有人为苏联争霸的动机作了这样的解释：“可能是由于我们头脑深处存在的‘落后综合症’使我们在核武器方面竭力追赶美国的。我甚至有这样的印象，我们引起西方喧嚣的武器系统一出现，我们就开始自鸣得意：对自己说，请看，我们多么强大，多么聪明，我们甚至能超过美国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看不出有任何政治需要，我们像狂饮者那样贪婪地武装自己。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我们感到会发生战争，或者担心入侵。”可以说，在原苏联的知识界，这个剖析算得上是深刻的。的确，在争夺霸权的背后，既存在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又表现为深层意识上的某种“痼疾”。“落后综合症”可能更驱使人们非理智地行事，既要使自己也要使别人相信自己是最强大的。原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的那种强权、霸道和霸气，曾深深伤害别人，也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结果是，你要参加军备竞赛游戏，你就得按照它的规则“玩”下去。你要欺负别人，你就要树立众多的“敌人”。事物总要走向反面。当我们越过了正常的反应限度，而去追求不应得到的东西时，负面效应也就显露了。
那么，所谓“落后综合症”是否一定要造成对外部的非正常反应，甚至引导人们走向实现霸权的道路上去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国对外战略的形成，显然不仅仅取决于心态。复杂的利益关联以及政治经济互动，才是对外战略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研究国家的对外战略时，的确不能忽视国家心态以及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国家的落后心态容易导致国家行为的扭曲。一般说，急躁、好胜、逞强、炫示和过激等等，是落后国家变得强大起来后易于流露的反应。这些心态因素往往使国家行为变得不谨慎和盲目，从而影响到战略制定，引起对外部事务的过激反应。上述关于原苏联对外战略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应该认识到，正常的国际秩序，是应由整体性的正常国家心态来维持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应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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