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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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国最高决策者们想的是如何“搞掉”中国的核计划。随着中苏敌对的加剧，肯尼迪总统希望他能够谋取苏联人的支持，以摧毁中国的核计划。
在1963年1月22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我们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苏联人谈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迟共产党中国的核进展。”如果说，在人们想象中，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没有中国参加，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它的意义，那么肯尼迪就有理由认为，俄国人会同他一样热衷于把条约当作压力，来阻止中国发展核能力。对肯尼迪说来，这一点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因为肯尼迪相信，中国在“六十年代末及以后的时代，将成为我们美国的主要敌手”。一个有核的中国，将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当时在肯尼迪左右的顾问们都同意他如下看法：苏联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以及核武力升级的危险性的立场，是可靠的。比起中国来，这种态度显然更少危险性。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无任所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说，苏联人对西德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议，美苏之间应就德国与中国问题达成“谅解”。其关键部分就是非核扩散和禁止核试验。在哈里曼同苏联外交官的谈话里，他们似乎得到了共同的看法：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可以针对中国。哈里曼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同莫斯科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国停止核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威胁中国，我们将搞掉它的核设施。”
在美国人眼里，同苏联联手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是有可靠基础的。因为，苏联已经切断了对中国核计划的援助。更重要的是，苏联支持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条约，即具有针对中国的意思。从1962年8月开始，苏联对美国关于订立国际性的防止核扩散条约，反应积极。在腊斯克看来，这个条约就是以中国为靶子的。
美苏联手的可能性，使美国高层有些按捺不住。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63年4月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间接与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间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传攻势，直接的则就是使用强制手段。两种方案既可由美国一家来干，也可以发动西方盟国。美国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积极或心照不宣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直接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韩国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尽管军人们秉承最高方面的意志提出了这个报告，但他们不是没有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李梅将军即在有关这个报告的备忘录中坦言，公开使用武力来强制中国是不现实的。即使迫使中国签了条约，也无法保证它能实行。此外，如果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不管是进行封锁还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报复和战争升级。至于如何使美国的行为在国际上合法化，就更困难了。但是，如果有苏联的哪怕是默许的合作，情况就会不同。因为一旦美国采取行动，苏联就会在战争升级和迫使中共接受条件的两极中，起缓冲作用。
事实上，军方的态度并不坚定，他们对能否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表示怀疑。但行政官员们对此却兴趣盎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事实上是第一个向苏方发出试探的高级官员。5月中旬，邦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邦迪向后者提出，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交换意见”。但多勃雷宁对此不感兴趣。他把话题扯到了美国“多边核力量”的计划问题上。当时，“多边核力量”是美苏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谈判最棘手的问题。苏联大使说，不要让我们苏联政府把中国的核发展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尽管邦迪还想加以诱惑，但多勃雷宁还是拒绝谈论中国问题。
1963年6月，赫鲁晓夫公开宣布，苏联同意美国派遣一位特使来莫斯科，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这个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国决策层。他们认为这是探讨美苏联手对华可能性的时机。但由于已知苏联人更关心的是“多边核力量”，而“多边核力量”是美国欧洲政策的一个基点，它同防止核扩散协定又是矛盾的。在这个复杂关系面前，要取得苏联同意联手对华，就必须在两者间进行选择：要么坚持“多边核力量”，要么取悦苏联。最后，肯尼迪似乎下了决心。在哈里曼即将出使苏联前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肯尼迪提出，应研究“放弃多边核力量政策”，以作为达成防止核扩散协定代价的可能性。当时，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对。支持者认为“多边核力量”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反对的人则提出，“多边核力量”已经把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深深地绞在一起，现在根本没有放弃的可能。
肯尼迪没有过多坚持他的观点。但他还是扔不掉美苏联手遏制中国核计划的念头。当哈里曼刚刚抵达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须对赫鲁晓夫强调，一个有核中国，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肯尼迪希望哈里曼去试探，赫鲁晓夫在“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以及如果要苏联采取行动，它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上到底抱有什么想法。虽然，哈里曼最后成功地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他始终没有能引诱赫鲁晓夫就采取政治的或其他步骤来反对中国核计划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只要法国坚持不参加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感到，他也无法做到孤立中国。此外，这位第一书记还极力淡化中苏分歧。他不同意哈里曼关于中国有了核武器将对苏联构成威胁的观点。他对哈里曼说，中国的核计划没有那么厉害。有了核武器，中国会更加自我约束。因为，“当一个人还没有核武器的时候，那他准是喊叫得最凶的人”。
尽管肯尼迪没有获得赫鲁晓夫的承诺，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想法。在8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统谈到了所谓具有“威胁的形势”。虽然他承认，中国在核计划方面，要达到“羽翼丰满”的程度还需时日，但“我们现在就希望采取步骤，来减缓这种危险的前景”。
六、纵容国民党
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在同肯尼迪会谈之前，蒋经国造访了中央情报局。在会谈中，双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队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之后，蒋经国又会见了邦迪，他们也谈到了打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作战问题。蒋经国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对突击行动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援，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邦迪支持蒋的想法，但顾虑军事行动会促使中苏重新结盟，并引起大的冲突。因此，他告诉蒋经国，打击行动还需要做慎重的计划。
9月11日，蒋经国同肯尼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晤。谈话中肯尼迪直截了当地询问蒋经国：“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像包头这样远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根据谈话记录，蒋经国当时回答说：派遣突击队的建议“昨天已经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讨论过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可行的”。对此，肯尼迪还是没有完全放心。鉴于猪湾事件的经验，华盛顿和台北都需要有关大陆的更准确的情报。肯尼迪告诉蒋经国：“不管采取什么行动，它都要适合实际情况。”
几天后，蒋经国会晤麦克恩。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计划小组，来研究派遣国民党作战人员袭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可行性问题。双方约定，任何行动都必须经过两方面最高层的批准。但至今有关这个计划小组的工作情况，还未被透露出来。
七、欲罢还休
蒋经国走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扼杀中国核计划的各种可行性。其中，由美国飞机空投蒋军破坏小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曾提出所谓“布拉沃（BRAVO）”计划，即非常规作战计划。其性质是准军事的，即由一个跨部门的小组来“考虑如何阻断中共核计划的方法和手段”。此外，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应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之邀，考虑了一个应急性的常规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以多批次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
就在这时，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提出一个警告。他声称，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那么印度就会因为惧怕中国的原子弹，而寻求研制自己的核武器，从而使南亚大陆上发生核扩散。鲍尔斯的这种立场，同他在1961年猪湾事件中的态度大相径庭。
肯尼迪本人也在考虑除武力以外的方案。他还是希望促使苏联在部分针对中国的防止核扩散协议上予以合作。1963年秋，腊斯克在联合国会晤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两人讨论了防止核扩散问题。当葛提到多边核力量时，腊斯克故意刺激葛说，由于苏联曾经对中国核计划进行过援助，因而它已丢失了“自己处女的纯洁”。然而苏联人对防止核扩散协定仍然有兴趣。在10月10日同肯尼迪的会面中，葛罗米柯表示愿意间接地对中国施加压力。葛承认，一个防止核扩散协定会使中国政治形势更加困难和脆弱。
当肯尼迪考虑采取什么行动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时，国务院的一个不同声调出现了。这时罗伯特?约翰逊已经完成了他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有200多页长，题为《共产党中国的核爆炸和核能力》。考虑到报告篇幅过大，10月间约翰逊又把它改写成一个100页的版本，以便于传阅。
约翰逊研究的最可取之处，是它没有危言耸听。报告指出，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在约翰逊看来，中美之间巨大的力量差异，以及中国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国的核威胁减小到了最低的程度。一个有核的中国，处在美国可攻击的范围之内，而中国对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中国就不得不考虑，在它进行侵略时，会受到美国核武器或常规武器的反击。这种情况使中国绝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国大陆处于严重的攻击之下。约翰逊认为，中国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来威慑敌人对其领土的攻击。它不可能改变自己谨慎的、后发制人的军事政策。
尽管约翰逊把中国冒险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但他没有忘记强调中国核试验的政治含义。他认为，中国在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之后，会相信它的核能力可以“削弱”那些同美国结盟的邻国的“意志”，使他们同中国和好相处，从而销蚀美国在亚洲的影响。正如国务院另一份支持约翰逊观点的报告所说，中国会“避免莽撞的军事行为”或“核讹诈”，而把自己的核武器作为“政治武器，以赢得尊敬，促进中立主义，鼓励革命”。
据此，约翰逊建议，对中国的核计划，美国目前做得已经足够了，不必再更多地做什么。一旦中国的核试验成功，美国应向所有友好国家再次承诺，它将帮助它们对抗中国。这种重新承诺，既可以对抗中国的压力，也能防止其他亚洲国家单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约翰逊报告的两个版本都没有经过官方批准，但它仍可认为是代表国务院的立场。而且在1964年4月，它还以纲要式的形式提交给了约翰逊总统。
约翰逊的报告在美国的官员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罗伯特?科默所说，如果真像约翰逊估计的那样，我们阻止中国核计划的行动，便离题太远了。他对邦迪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中国仍坚持其谨慎政策，那么我们攻击中国核设施的动力就极大地失去了。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承认，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他在上任几星期后即打电话给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告诉他美国或早或迟要承认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约翰逊明显受到院外援台集团的牵制。他仍然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看作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威胁。事实上，此时的约翰逊同时在顾虑两件事情，A、即将到来的大选；B、中国的核能力。他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休?赛迪的采访时说，我们不能让戈德华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中国同时得到原子弹。然而不管怎么说，约翰逊与他的前任不同。他没有公开评论中国的核计划，也极少提到要采取步骤打击它。
1964年4月中旬，罗伯特?约翰逊完成了他的新报告。报告题为《对打击共产党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这篇报告当时被列为“绝密”。它至今还未被解密。人们只是从国务院所编《外交关系》中知道了它的结论。
约翰逊在报告中总结了四种对中国核设施实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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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国最高决策者们想的是如何“搞掉”中国的核计划。随着中苏敌对的加剧，肯尼迪总统希望他能够谋取苏联人的支持，以摧毁中国的核计划。
在1963年1月22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我们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苏联人谈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迟共产党中国的核进展。”如果说，在人们想象中，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没有中国参加，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它的意义，那么肯尼迪就有理由认为，俄国人会同他一样热衷于把条约当作压力，来阻止中国发展核能力。对肯尼迪说来，这一点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因为肯尼迪相信，中国在“六十年代末及以后的时代，将成为我们美国的主要敌手”。一个有核的中国，将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当时在肯尼迪左右的顾问们都同意他如下看法：苏联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以及核武力升级的危险性的立场，是可靠的。比起中国来，这种态度显然更少危险性。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无任所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说，苏联人对西德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议，美苏之间应就德国与中国问题达成“谅解”。其关键部分就是非核扩散和禁止核试验。在哈里曼同苏联外交官的谈话里，他们似乎得到了共同的看法：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可以针对中国。哈里曼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同莫斯科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国停止核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威胁中国，我们将搞掉它的核设施。”
在美国人眼里，同苏联联手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是有可靠基础的。因为，苏联已经切断了对中国核计划的援助。更重要的是，苏联支持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条约，即具有针对中国的意思。从1962年8月开始，苏联对美国关于订立国际性的防止核扩散条约，反应积极。在腊斯克看来，这个条约就是以中国为靶子的。
美苏联手的可能性，使美国高层有些按捺不住。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63年4月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间接与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间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传攻势，直接的则就是使用强制手段。两种方案既可由美国一家来干，也可以发动西方盟国。美国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积极或心照不宣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直接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韩国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尽管军人们秉承最高方面的意志提出了这个报告，但他们不是没有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李梅将军即在有关这个报告的备忘录中坦言，公开使用武力来强制中国是不现实的。即使迫使中国签了条约，也无法保证它能实行。此外，如果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不管是进行封锁还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报复和战争升级。至于如何使美国的行为在国际上合法化，就更困难了。但是，如果有苏联的哪怕是默许的合作，情况就会不同。因为一旦美国采取行动，苏联就会在战争升级和迫使中共接受条件的两极中，起缓冲作用。
事实上，军方的态度并不坚定，他们对能否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表示怀疑。但行政官员们对此却兴趣盎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事实上是第一个向苏方发出试探的高级官员。5月中旬，邦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邦迪向后者提出，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交换意见”。但多勃雷宁对此不感兴趣。他把话题扯到了美国“多边核力量”的计划问题上。当时，“多边核力量”是美苏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谈判最棘手的问题。苏联大使说，不要让我们苏联政府把中国的核发展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尽管邦迪还想加以诱惑，但多勃雷宁还是拒绝谈论中国问题。
1963年6月，赫鲁晓夫公开宣布，苏联同意美国派遣一位特使来莫斯科，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这个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国决策层。他们认为这是探讨美苏联手对华可能性的时机。但由于已知苏联人更关心的是“多边核力量”，而“多边核力量”是美国欧洲政策的一个基点，它同防止核扩散协定又是矛盾的。在这个复杂关系面前，要取得苏联同意联手对华，就必须在两者间进行选择：要么坚持“多边核力量”，要么取悦苏联。最后，肯尼迪似乎下了决心。在哈里曼即将出使苏联前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肯尼迪提出，应研究“放弃多边核力量政策”，以作为达成防止核扩散协定代价的可能性。当时，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对。支持者认为“多边核力量”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反对的人则提出，“多边核力量”已经把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深深地绞在一起，现在根本没有放弃的可能。
肯尼迪没有过多坚持他的观点。但他还是扔不掉美苏联手遏制中国核计划的念头。当哈里曼刚刚抵达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须对赫鲁晓夫强调，一个有核中国，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肯尼迪希望哈里曼去试探，赫鲁晓夫在“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以及如果要苏联采取行动，它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上到底抱有什么想法。虽然，哈里曼最后成功地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他始终没有能引诱赫鲁晓夫就采取政治的或其他步骤来反对中国核计划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只要法国坚持不参加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感到，他也无法做到孤立中国。此外，这位第一书记还极力淡化中苏分歧。他不同意哈里曼关于中国有了核武器将对苏联构成威胁的观点。他对哈里曼说，中国的核计划没有那么厉害。有了核武器，中国会更加自我约束。因为，“当一个人还没有核武器的时候，那他准是喊叫得最凶的人”。
尽管肯尼迪没有获得赫鲁晓夫的承诺，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想法。在8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统谈到了所谓具有“威胁的形势”。虽然他承认，中国在核计划方面，要达到“羽翼丰满”的程度还需时日，但“我们现在就希望采取步骤，来减缓这种危险的前景”。
六、纵容国民党
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在同肯尼迪会谈之前，蒋经国造访了中央情报局。在会谈中，双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队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之后，蒋经国又会见了邦迪，他们也谈到了打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作战问题。蒋经国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对突击行动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援，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邦迪支持蒋的想法，但顾虑军事行动会促使中苏重新结盟，并引起大的冲突。因此，他告诉蒋经国，打击行动还需要做慎重的计划。
9月11日，蒋经国同肯尼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晤。谈话中肯尼迪直截了当地询问蒋经国：“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像包头这样远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根据谈话记录，蒋经国当时回答说：派遣突击队的建议“昨天已经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讨论过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可行的”。对此，肯尼迪还是没有完全放心。鉴于猪湾事件的经验，华盛顿和台北都需要有关大陆的更准确的情报。肯尼迪告诉蒋经国：“不管采取什么行动，它都要适合实际情况。”
几天后，蒋经国会晤麦克恩。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计划小组，来研究派遣国民党作战人员袭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可行性问题。双方约定，任何行动都必须经过两方面最高层的批准。但至今有关这个计划小组的工作情况，还未被透露出来。
七、欲罢还休
蒋经国走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扼杀中国核计划的各种可行性。其中，由美国飞机空投蒋军破坏小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曾提出所谓“布拉沃（BRAVO）”计划，即非常规作战计划。其性质是准军事的，即由一个跨部门的小组来“考虑如何阻断中共核计划的方法和手段”。此外，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应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之邀，考虑了一个应急性的常规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以多批次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
就在这时，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提出一个警告。他声称，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那么印度就会因为惧怕中国的原子弹，而寻求研制自己的核武器，从而使南亚大陆上发生核扩散。鲍尔斯的这种立场，同他在1961年猪湾事件中的态度大相径庭。
肯尼迪本人也在考虑除武力以外的方案。他还是希望促使苏联在部分针对中国的防止核扩散协议上予以合作。1963年秋，腊斯克在联合国会晤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两人讨论了防止核扩散问题。当葛提到多边核力量时，腊斯克故意刺激葛说，由于苏联曾经对中国核计划进行过援助，因而它已丢失了“自己处女的纯洁”。然而苏联人对防止核扩散协定仍然有兴趣。在10月10日同肯尼迪的会面中，葛罗米柯表示愿意间接地对中国施加压力。葛承认，一个防止核扩散协定会使中国政治形势更加困难和脆弱。
当肯尼迪考虑采取什么行动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时，国务院的一个不同声调出现了。这时罗伯特?约翰逊已经完成了他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有200多页长，题为《共产党中国的核爆炸和核能力》。考虑到报告篇幅过大，10月间约翰逊又把它改写成一个100页的版本，以便于传阅。
约翰逊研究的最可取之处，是它没有危言耸听。报告指出，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在约翰逊看来，中美之间巨大的力量差异，以及中国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国的核威胁减小到了最低的程度。一个有核的中国，处在美国可攻击的范围之内，而中国对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中国就不得不考虑，在它进行侵略时，会受到美国核武器或常规武器的反击。这种情况使中国绝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国大陆处于严重的攻击之下。约翰逊认为，中国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来威慑敌人对其领土的攻击。它不可能改变自己谨慎的、后发制人的军事政策。
尽管约翰逊把中国冒险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但他没有忘记强调中国核试验的政治含义。他认为，中国在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之后，会相信它的核能力可以“削弱”那些同美国结盟的邻国的“意志”，使他们同中国和好相处，从而销蚀美国在亚洲的影响。正如国务院另一份支持约翰逊观点的报告所说，中国会“避免莽撞的军事行为”或“核讹诈”，而把自己的核武器作为“政治武器，以赢得尊敬，促进中立主义，鼓励革命”。
据此，约翰逊建议，对中国的核计划，美国目前做得已经足够了，不必再更多地做什么。一旦中国的核试验成功，美国应向所有友好国家再次承诺，它将帮助它们对抗中国。这种重新承诺，既可以对抗中国的压力，也能防止其他亚洲国家单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约翰逊报告的两个版本都没有经过官方批准，但它仍可认为是代表国务院的立场。而且在1964年4月，它还以纲要式的形式提交给了约翰逊总统。
约翰逊的报告在美国的官员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罗伯特?科默所说，如果真像约翰逊估计的那样，我们阻止中国核计划的行动，便离题太远了。他对邦迪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中国仍坚持其谨慎政策，那么我们攻击中国核设施的动力就极大地失去了。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承认，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他在上任几星期后即打电话给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告诉他美国或早或迟要承认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约翰逊明显受到院外援台集团的牵制。他仍然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看作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威胁。事实上，此时的约翰逊同时在顾虑两件事情，A、即将到来的大选；B、中国的核能力。他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休?赛迪的采访时说，我们不能让戈德华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中国同时得到原子弹。然而不管怎么说，约翰逊与他的前任不同。他没有公开评论中国的核计划，也极少提到要采取步骤打击它。
1964年4月中旬，罗伯特?约翰逊完成了他的新报告。报告题为《对打击共产党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这篇报告当时被列为“绝密”。它至今还未被解密。人们只是从国务院所编《外交关系》中知道了它的结论。
约翰逊在报告中总结了四种对中国核设施实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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