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伦茨总书记访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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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在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如果我们在欧洲版图上划出两条垂直相交的线，一条从东部的莫斯科到西部的巴黎；一条从北面的斯德格尔摩到南面的罗马，其交叉点刚好位于作为柏林和德国象征的勃兰登堡门附近。而举世闻名的柏林墙，也正是以勃兰登堡门作为分界点的。这显然不是纯地理的巧合。自1946年冷战对峙开始，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激烈对抗，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就是这个对抗的战场。从1948年的柏林封锁到1961年建立柏林墙；从七十年代SS-20导弹、潘兴导弹的部署到八十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几乎都同两个德国密切相关。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前沿的民主德国，为整体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如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动摇了，苏联希望把民主德国统一在一个德国里面去，以换取西方对苏联“公开性”的援助、对“改革”的贷款，那民主德国还能坚持下去吗？这情形正像那句老台词所说：生或死，是个问题。
克伦茨总书记讲到的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历史遗产。他说：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想法，社会主义应该在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里实现。可是，社会主义革命先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实现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经济上胜利的机会也就比较小。我们没有办法实现比资本主义还要高的社会生产率。列宁说过，新社会的胜利要求提高社会生产率。列宁的意思其实是，如果你们不能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那你们只能失败。
克伦茨总书记说，这样一来，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也就碰到许多问题。在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在纳粹德国和冷战中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中，要实现完全的民主政治也很困难。在这种背景下，使我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即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对于民主可以做些什么？这样的问题没有被提出来。
把落后国家实现革命胜利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行问题联系起来，是笔者原本没有想到的一个角度。当然，在1980年前后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中共党内的一些远见卓识之士包括邓小平本人，也提出过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看来，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东、西方共产党人的思想巧合。它应被看作是在落后国家干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人们，对历史经验共同而深刻的总结。
克伦茨总书记继续阐述这个道理说：今天他们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矛盾的。的确，我们不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式民主。我们也不愿意承认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对派。所以，我们也不要成为联邦德国那样的所谓法制国家。但是，我们在我们企业内部发扬了民主。我至今认为，我们民主德国时期企业内部的民主，要比联邦德国企业里的民主程度高得多。但应该承认，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民主选举还是可以搞得更好一些。比如在选举中多确立几个候选人，这是可以办到的。那样会好一些。我们本来也可以把我们议会的工作开放得好一点。各项法律在通过之前，要在人民中进行讨论。我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发展民主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民主应该首先是从人民开始，在人民中发挥作用。
克伦茨总书记肯定地指出，我们原来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办法。但我们国家里集中比较发达，民主发展不够。我认为，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是对的。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意见可以自由提出，特别是反对意见也可以充分讨论。但经过争论，作出了决定，那就要自上而下地加以实现。但我现在有一个看法，民主和集中应该是统一的。如果它们不能统一，那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是不能成功的。
克伦茨总书记接着强调，党的领导不应该是总书记说了算，他的话不应该就是最后的决定或不能改变的权威。我当过总书记。我认为总书记和别的党员或领导层成员应该是平等的。应该造成这样的环境，就是在党里面可以真正地讨论党的战略策略。
如果说，克伦茨总书记前面一段话将历史进步的程度和民主发展的内在关系连接起来，是刻意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的话，那么他的这后一段话，就是发自一个经历失败的党的总书记的肺腑之言了。
克伦茨总书记认为，造成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理论方面的：二战结束后，我们的党员从敌人的集中营里回来了，从苏联回来了，从过去的迫害中回来了。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实现。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很长的，它有很多类似石头那样的障碍在阻挡我们。
他说，六十年代我们党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但是在苏联党的反对下，它没有获得很好的讨论，也没有坚持下去。苏联当时说，我们很快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了。捷克的同志也说，我们将很快搞共产主义。乌布利希同志提出了一个说法：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社会制度。一个独立的阶段，不是马上就能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了，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但乌布利希同志说，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很长的相对独立的阶段。乌布利希和他周围的一些同志都认为，在这个比较长的阶段中，社会中还应允许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过渡时期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中的一部分，特别提出应该把计划和市场联系起来，有目的地把市场因素发挥出来。这个纲领叫NEWECONOMICMANAGEMENTSYSTEM。
过去，中国国内的很多研究者不了解民主德国有过这样一个相当“前卫”的改革纲领。虽然，正如克伦茨总书记所说，民主德国和SED领导人的上述想法没有得到实现。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过一股改革思潮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勇敢的学者和官员，都相继提出了某些对旧的思想方式、旧的生产方式的改革意见。这种情况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都有了如新竹破土式的萌动。如果不是因为紧张动荡的世界政治形势，如果共产党内能形成更多一些像克伦茨总书记说的民主气氛，可能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们就抓住了这样一次重大的发展机会。可惜的是，当十几年过去，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和可以放手行动时，他们之中有的已经永远失去了诉诸其实施的时机。
克伦茨总书记指出，导致失败的第四个原因，是民族问题在民主德国政治走向上所起的一个特殊作用。他说，我们是在一个国家被分裂的状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这同中国有很大区别。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强大的，而隔离出去的台湾是很小的。我们面对的则是强大的资本主义的西德，我们搞社会主义但却是弱小的。我们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二战结束后，德国共产党就发表了一个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声明我们不是要搞一个苏维埃德国，而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共和国。以后联邦德国成立了，分裂出去成为独立国家；民主德国也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后来我们说，德国人是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再往后，两个德国发展的区别越来越明显。我们说，我们应该搞一个结合，搞一个联合体。但由于两个国家的分裂而被阻止了。之后，我们宣布已经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决定，应该在两个国家之间划出界限。我们当时未能提出一个从共产党立场出发、在未来统一德国的远景和目标。
克伦茨总书记说到的这一点，即德国民族统一的问题，是德国共产党人独自碰到的。历史上的德意志民族，曾历经长期离散。直到十九世纪，德国才在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下实现了统一。但这种统一是建立在专制基础之上的。它最终又导致了希特勒更为野蛮残酷的法西斯主义。大约是法西斯主义终于使专制暴虐走到了尽头，历史又反过来让覆灭后的第三帝国再次形成德意志民族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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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在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如果我们在欧洲版图上划出两条垂直相交的线，一条从东部的莫斯科到西部的巴黎；一条从北面的斯德格尔摩到南面的罗马，其交叉点刚好位于作为柏林和德国象征的勃兰登堡门附近。而举世闻名的柏林墙，也正是以勃兰登堡门作为分界点的。这显然不是纯地理的巧合。自1946年冷战对峙开始，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激烈对抗，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就是这个对抗的战场。从1948年的柏林封锁到1961年建立柏林墙；从七十年代SS-20导弹、潘兴导弹的部署到八十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几乎都同两个德国密切相关。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前沿的民主德国，为整体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如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动摇了，苏联希望把民主德国统一在一个德国里面去，以换取西方对苏联“公开性”的援助、对“改革”的贷款，那民主德国还能坚持下去吗？这情形正像那句老台词所说：生或死，是个问题。
克伦茨总书记讲到的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历史遗产。他说：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想法，社会主义应该在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里实现。可是，社会主义革命先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实现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经济上胜利的机会也就比较小。我们没有办法实现比资本主义还要高的社会生产率。列宁说过，新社会的胜利要求提高社会生产率。列宁的意思其实是，如果你们不能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那你们只能失败。
克伦茨总书记说，这样一来，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也就碰到许多问题。在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在纳粹德国和冷战中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中，要实现完全的民主政治也很困难。在这种背景下，使我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即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对于民主可以做些什么？这样的问题没有被提出来。
把落后国家实现革命胜利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行问题联系起来，是笔者原本没有想到的一个角度。当然，在1980年前后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中共党内的一些远见卓识之士包括邓小平本人，也提出过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看来，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东、西方共产党人的思想巧合。它应被看作是在落后国家干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人们，对历史经验共同而深刻的总结。
克伦茨总书记继续阐述这个道理说：今天他们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矛盾的。的确，我们不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式民主。我们也不愿意承认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对派。所以，我们也不要成为联邦德国那样的所谓法制国家。但是，我们在我们企业内部发扬了民主。我至今认为，我们民主德国时期企业内部的民主，要比联邦德国企业里的民主程度高得多。但应该承认，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民主选举还是可以搞得更好一些。比如在选举中多确立几个候选人，这是可以办到的。那样会好一些。我们本来也可以把我们议会的工作开放得好一点。各项法律在通过之前，要在人民中进行讨论。我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发展民主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民主应该首先是从人民开始，在人民中发挥作用。
克伦茨总书记肯定地指出，我们原来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办法。但我们国家里集中比较发达，民主发展不够。我认为，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是对的。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意见可以自由提出，特别是反对意见也可以充分讨论。但经过争论，作出了决定，那就要自上而下地加以实现。但我现在有一个看法，民主和集中应该是统一的。如果它们不能统一，那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是不能成功的。
克伦茨总书记接着强调，党的领导不应该是总书记说了算，他的话不应该就是最后的决定或不能改变的权威。我当过总书记。我认为总书记和别的党员或领导层成员应该是平等的。应该造成这样的环境，就是在党里面可以真正地讨论党的战略策略。
如果说，克伦茨总书记前面一段话将历史进步的程度和民主发展的内在关系连接起来，是刻意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的话，那么他的这后一段话，就是发自一个经历失败的党的总书记的肺腑之言了。
克伦茨总书记认为，造成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理论方面的：二战结束后，我们的党员从敌人的集中营里回来了，从苏联回来了，从过去的迫害中回来了。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实现。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很长的，它有很多类似石头那样的障碍在阻挡我们。
他说，六十年代我们党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但是在苏联党的反对下，它没有获得很好的讨论，也没有坚持下去。苏联当时说，我们很快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了。捷克的同志也说，我们将很快搞共产主义。乌布利希同志提出了一个说法：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社会制度。一个独立的阶段，不是马上就能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了，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但乌布利希同志说，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很长的相对独立的阶段。乌布利希和他周围的一些同志都认为，在这个比较长的阶段中，社会中还应允许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过渡时期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中的一部分，特别提出应该把计划和市场联系起来，有目的地把市场因素发挥出来。这个纲领叫NEWECONOMICMANAGEMENTSYSTEM。
过去，中国国内的很多研究者不了解民主德国有过这样一个相当“前卫”的改革纲领。虽然，正如克伦茨总书记所说，民主德国和SED领导人的上述想法没有得到实现。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过一股改革思潮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勇敢的学者和官员，都相继提出了某些对旧的思想方式、旧的生产方式的改革意见。这种情况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都有了如新竹破土式的萌动。如果不是因为紧张动荡的世界政治形势，如果共产党内能形成更多一些像克伦茨总书记说的民主气氛，可能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们就抓住了这样一次重大的发展机会。可惜的是，当十几年过去，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和可以放手行动时，他们之中有的已经永远失去了诉诸其实施的时机。
克伦茨总书记指出，导致失败的第四个原因，是民族问题在民主德国政治走向上所起的一个特殊作用。他说，我们是在一个国家被分裂的状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这同中国有很大区别。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强大的，而隔离出去的台湾是很小的。我们面对的则是强大的资本主义的西德，我们搞社会主义但却是弱小的。我们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二战结束后，德国共产党就发表了一个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声明我们不是要搞一个苏维埃德国，而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共和国。以后联邦德国成立了，分裂出去成为独立国家；民主德国也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后来我们说，德国人是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再往后，两个德国发展的区别越来越明显。我们说，我们应该搞一个结合，搞一个联合体。但由于两个国家的分裂而被阻止了。之后，我们宣布已经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决定，应该在两个国家之间划出界限。我们当时未能提出一个从共产党立场出发、在未来统一德国的远景和目标。
克伦茨总书记说到的这一点，即德国民族统一的问题，是德国共产党人独自碰到的。历史上的德意志民族，曾历经长期离散。直到十九世纪，德国才在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下实现了统一。但这种统一是建立在专制基础之上的。它最终又导致了希特勒更为野蛮残酷的法西斯主义。大约是法西斯主义终于使专制暴虐走到了尽头，历史又反过来让覆灭后的第三帝国再次形成德意志民族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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