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伦茨总书记访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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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共产党人看来，民族统一始终是自己的理想，也是政治上的一个“先机”。在冷战风云变幻的时代，如不能把握这个先机，必然要导致失败。但事实上，由于冷战的原因，东西德分离的现实却变得越来越不能逆转了。
对此，克伦茨总书记讲了这样一件事情：1968年我们进行全民投票，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这是德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全民投票形式来通过宪法。这种形式至今也没有再出现过。这个宪法说，民主德国是德国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你看，我们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的民族是德国的，这个说法比较恰当。但关于这个提法，我们的苏联朋友们不同意。他们说，你们不要提德国民族。现在有作为国家的两个德国，同时也就有两个德国的民族。后来乌布利希下台和昂纳克上台，都同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第一个提法的出发点，是民主德国将来可不可以作为德国统一的出发点或基础；而另一个意见是，保持两个德国越来越分裂的状态。以后，1974年颁布的宪法取消了前一个提法。六十年代宪法的有关这个原则，是乌布利希的想法，但实际上昂纳克也是这样想的。但他比较年轻，刚刚做领导工作，因此倾向于接受苏联的说法。当然这也是在苏联的压力之下。
作为中国学者，后来我们知道，在1989年11月以后，西方势力就抓住了民族统一的政治“先机”。在1989年底出现的群众大型游行集会上，原本的口号是：“人民是我们的”，寓意必须由人民作出决定。但到了12月底，口号则变成了“我们是一个人民”。这个口号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推动东德统一到联邦德国去。显然，口号的转变，背后藏有民族问题的政治动机。
对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的被动，克伦茨总书记很为惋惜。他说，我们的党报叫“新德意志报”；我们党的名字叫“德国统一社会主义党”；关于寓意德国民族统一的东西，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可是后来“德国”这个字，我们在谈政治问题时基本就不再用了。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事，就是后来我们在唱民主德国国歌时，只演奏曲子而不唱歌词了，因为歌词里有“我们为统一的德国而努力”的话。听了克伦茨总书记的这番叙述，我想，在民族关系以及民族统一的问题上，共产党人有过太深的教训。它的确不仅在民主德国一国发生，在苏联、在保加利亚、在罗马尼亚、在南斯拉夫等国家，也都以不同的形式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痛。
谈话既然已经涉及到1989年，我则有些迫不及待地向克伦茨总书记提出：您在10月18日就任总书记，20天后柏林墙被迫开放。之后在民主德国发生了一系列急转直下的政治变动，比如圆桌会议的召开，比如议会的选举，比如修改宪法以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等等。在这一系列的重大发展中，为什么看不到您的行动，听不到您的声音，而只是由一些所谓的党内改革家来主导事态的发展呢？
也许这个问题过于敏感，也许它深深触动了克伦茨总书记的内心隐痛，他显得有些忧郁了。但他没有回避。他想了想，回答说：关于你问的问题，即为什么在柏林墙开放之后就那么软弱地丢掉了政权，我为什么在政治上再没有作为了？这个问题，连我自己也经常在问为什么？他接着说：至10月18日，我们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还在起着约束作用，尽管当时外部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但那时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当然党内存在很多矛盾。党员提出许多问题，但党的领导层没有答复这些问题。无党派人士或社会上的群众也经常问党员，我们报纸上永远说我们什么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可实际上有很多问题，供应情况恶化了，政治形式也恶化了，为什么是这样？
他说：我第一次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党的纪律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它也可能变成很不好的东西。我们好多年有这样一个口号：不讨论错误，就是向前赶。我们有240万党员，但真正的共产党人并不多。有的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也有人是想借机往上爬。我们掌握政权的时候，有人表现得非常革命，但以后表现是不好的。我发现，当时表现得很革命的人，现在却不参加政治活动了。而当时那些经常给我们提意见的人，现在却是民主德国最好的保卫者。
他接着说：到11月底，我已经失去了权力，无法实现我所要做的事情了。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地告诉我：10月18日，我们党中央决定昂纳克不再担任总书记，我被选为总书记。我做总书记，当时的目的不是要放弃民主德国，而是提出一个实行转变的问题，就是把路线转变到我们党一个老的传统的方向上去。我的目的是把民主德国转变成一个主权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保存下来。可当时条件已经不允许了。有一部分党内的所谓改革家，搞了党的一次政变。
对克伦茨总书记来说，历史就这样翻到了1989年11月底的一页。它停在那里，不再动了。此时，屋里的时钟得得作响。而我的心里异常沉重。
这时，克伦茨总书记有意转变了话题。他告诉我，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走到后来，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思想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等，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像蓄满了蒸汽的锅一样，把锅盖顶了起来。党没有能及时地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党的状况的评价是不那么真实深入和实事求是的。党内的信息也不那么畅通。基层组织经常提出意见批评了一些问题，但越到上层就越没有批评。各个州为了互相竞争，看谁是最好的，所以都报告自己的成绩。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在写给政治局的东西里面，他们都知道总书记最爱听什么话，不爱听什么话。公安部的报告是最清醒的，但部长还是不敢说真话。
他不无沉重地说，我们党政治局的责任，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没有注意到人民想法的逐渐变化。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成就，但没有注意到新的发展一定伴随着新的要求，特别是年轻人的要求。也有一些重要的决策，是总书记一人就做出了，没有经过充分讨论。
尽管说到这些缺点，克伦茨总书记最后还是大声地提醒我，民主德国的政权不是反对人民的。它没有违反人民的利益。民主德国的建立和发展是对过去德国反动的一个进步，对法西斯主义的一个进步，对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到七十年代，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生活在民主德国的大多数人是支持党和民主德国政府的，这是有科学统计依据的。
这时，谈话已经进行将近两个半小时。我提出，是不是请克伦茨总书记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走向和中国讲几句话。克伦茨总书记略加思考答道：罗莎?卢森堡对社会主义有一个最简要的说明。她说，实际上人们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社会主义，第二个就是野蛮主义。我认为，世界将来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主义。我要说，1989年、1990年的事情只是一个模式的失败，不是理想的失败。
克伦茨总书记说，我当然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我们过去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早就解决了，这就是党的领导人不应是永远的领导人，应该换代。我也看到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连在一起，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应该上去。我非常期望，中国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作为中国学者，我深切感到，克伦茨总书记最后的这几句话分量很重。在我认真记录它们的时候，克伦茨总书记向我伸出了告别的手。
望着克伦茨总书记离去的身影，我有种力量在积聚、在奔腾的感觉。他刚才的握别，在我手上留下炙热和滚烫。
此时，暮霭已经笼罩了柏林。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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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共产党人看来，民族统一始终是自己的理想，也是政治上的一个“先机”。在冷战风云变幻的时代，如不能把握这个先机，必然要导致失败。但事实上，由于冷战的原因，东西德分离的现实却变得越来越不能逆转了。
对此，克伦茨总书记讲了这样一件事情：1968年我们进行全民投票，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这是德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全民投票形式来通过宪法。这种形式至今也没有再出现过。这个宪法说，民主德国是德国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你看，我们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的民族是德国的，这个说法比较恰当。但关于这个提法，我们的苏联朋友们不同意。他们说，你们不要提德国民族。现在有作为国家的两个德国，同时也就有两个德国的民族。后来乌布利希下台和昂纳克上台，都同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第一个提法的出发点，是民主德国将来可不可以作为德国统一的出发点或基础；而另一个意见是，保持两个德国越来越分裂的状态。以后，1974年颁布的宪法取消了前一个提法。六十年代宪法的有关这个原则，是乌布利希的想法，但实际上昂纳克也是这样想的。但他比较年轻，刚刚做领导工作，因此倾向于接受苏联的说法。当然这也是在苏联的压力之下。
作为中国学者，后来我们知道，在1989年11月以后，西方势力就抓住了民族统一的政治“先机”。在1989年底出现的群众大型游行集会上，原本的口号是：“人民是我们的”，寓意必须由人民作出决定。但到了12月底，口号则变成了“我们是一个人民”。这个口号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推动东德统一到联邦德国去。显然，口号的转变，背后藏有民族问题的政治动机。
对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的被动，克伦茨总书记很为惋惜。他说，我们的党报叫“新德意志报”；我们党的名字叫“德国统一社会主义党”；关于寓意德国民族统一的东西，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可是后来“德国”这个字，我们在谈政治问题时基本就不再用了。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事，就是后来我们在唱民主德国国歌时，只演奏曲子而不唱歌词了，因为歌词里有“我们为统一的德国而努力”的话。听了克伦茨总书记的这番叙述，我想，在民族关系以及民族统一的问题上，共产党人有过太深的教训。它的确不仅在民主德国一国发生，在苏联、在保加利亚、在罗马尼亚、在南斯拉夫等国家，也都以不同的形式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痛。
谈话既然已经涉及到1989年，我则有些迫不及待地向克伦茨总书记提出：您在10月18日就任总书记，20天后柏林墙被迫开放。之后在民主德国发生了一系列急转直下的政治变动，比如圆桌会议的召开，比如议会的选举，比如修改宪法以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等等。在这一系列的重大发展中，为什么看不到您的行动，听不到您的声音，而只是由一些所谓的党内改革家来主导事态的发展呢？
也许这个问题过于敏感，也许它深深触动了克伦茨总书记的内心隐痛，他显得有些忧郁了。但他没有回避。他想了想，回答说：关于你问的问题，即为什么在柏林墙开放之后就那么软弱地丢掉了政权，我为什么在政治上再没有作为了？这个问题，连我自己也经常在问为什么？他接着说：至10月18日，我们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还在起着约束作用，尽管当时外部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但那时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当然党内存在很多矛盾。党员提出许多问题，但党的领导层没有答复这些问题。无党派人士或社会上的群众也经常问党员，我们报纸上永远说我们什么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可实际上有很多问题，供应情况恶化了，政治形式也恶化了，为什么是这样？
他说：我第一次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党的纪律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它也可能变成很不好的东西。我们好多年有这样一个口号：不讨论错误，就是向前赶。我们有240万党员，但真正的共产党人并不多。有的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也有人是想借机往上爬。我们掌握政权的时候，有人表现得非常革命，但以后表现是不好的。我发现，当时表现得很革命的人，现在却不参加政治活动了。而当时那些经常给我们提意见的人，现在却是民主德国最好的保卫者。
他接着说：到11月底，我已经失去了权力，无法实现我所要做的事情了。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地告诉我：10月18日，我们党中央决定昂纳克不再担任总书记，我被选为总书记。我做总书记，当时的目的不是要放弃民主德国，而是提出一个实行转变的问题，就是把路线转变到我们党一个老的传统的方向上去。我的目的是把民主德国转变成一个主权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保存下来。可当时条件已经不允许了。有一部分党内的所谓改革家，搞了党的一次政变。
对克伦茨总书记来说，历史就这样翻到了1989年11月底的一页。它停在那里，不再动了。此时，屋里的时钟得得作响。而我的心里异常沉重。
这时，克伦茨总书记有意转变了话题。他告诉我，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走到后来，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思想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等，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像蓄满了蒸汽的锅一样，把锅盖顶了起来。党没有能及时地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党的状况的评价是不那么真实深入和实事求是的。党内的信息也不那么畅通。基层组织经常提出意见批评了一些问题，但越到上层就越没有批评。各个州为了互相竞争，看谁是最好的，所以都报告自己的成绩。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在写给政治局的东西里面，他们都知道总书记最爱听什么话，不爱听什么话。公安部的报告是最清醒的，但部长还是不敢说真话。
他不无沉重地说，我们党政治局的责任，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没有注意到人民想法的逐渐变化。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成就，但没有注意到新的发展一定伴随着新的要求，特别是年轻人的要求。也有一些重要的决策，是总书记一人就做出了，没有经过充分讨论。
尽管说到这些缺点，克伦茨总书记最后还是大声地提醒我，民主德国的政权不是反对人民的。它没有违反人民的利益。民主德国的建立和发展是对过去德国反动的一个进步，对法西斯主义的一个进步，对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到七十年代，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生活在民主德国的大多数人是支持党和民主德国政府的，这是有科学统计依据的。
这时，谈话已经进行将近两个半小时。我提出，是不是请克伦茨总书记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走向和中国讲几句话。克伦茨总书记略加思考答道：罗莎?卢森堡对社会主义有一个最简要的说明。她说，实际上人们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社会主义，第二个就是野蛮主义。我认为，世界将来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主义。我要说，1989年、1990年的事情只是一个模式的失败，不是理想的失败。
克伦茨总书记说，我当然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我们过去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早就解决了，这就是党的领导人不应是永远的领导人，应该换代。我也看到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连在一起，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应该上去。我非常期望，中国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作为中国学者，我深切感到，克伦茨总书记最后的这几句话分量很重。在我认真记录它们的时候，克伦茨总书记向我伸出了告别的手。
望着克伦茨总书记离去的身影，我有种力量在积聚、在奔腾的感觉。他刚才的握别，在我手上留下炙热和滚烫。
此时，暮霭已经笼罩了柏林。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